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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中國古代如何"掃黃"?

    發布時間:2012-4-10 11:31:42 閱讀:

    古代春錢,又名“堂子錢”

      打擊并禁止賣淫嫖娼,如今被俗稱為“掃黃”。

      那么,中國古代是如何“掃黃”的呢?

      春秋時期管仲設“內閭” 國人“非之”

      有不少性學家認為,人類最早的性工作者出現在公元前594年,時古希臘雅典城邦第一任執政官梭倫創設了“國家妓院”。實際上這個“最早”應該屬于中國古代女子,早在公元前645年的春秋時期,在今山東境內的齊國,便出現了一批性工作者。時齊國上卿管仲在齊桓公的宮城中設立“內閭”,一次就安排了多達700名女子入住其中。內閭也稱女閭,即官辦妓院,比梭倫所設的國家妓院早了半個世紀。

      梭倫創設國家妓院的目的,是為控制和減少當時雅典城內日益嚴重的淫亂現象,而管仲則是為了增加齊國的中央財政收入,“以充國用”。所以,不論是動機上,還是時間上,在內閭“上班”的700名古代中國女子都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批性工作者。

      但是,這批性工作者甫一出現,便爭議不斷!稇饑摺|周策》上有這樣的記載:“齊桓公宮中七市,內閭七百,國人非之!彼^“非之”,即是反對開妓院這件事,時人并不支持有組織的合法賣淫,這大概是中國最早的“禁娼”聲音。

      管仲的“性產業”政策盡管“國人非之”,但在此后卻異常發展了起來。秦漢以后逐漸形成了“樂戶制度”、“官妓制度”,并伴之出現了所謂的青樓文化。

      從筆者查到的史料上看,雖然青樓文化成為古代中國特有的民俗文化一部分,但古代中國各朝政府有關禁娼的呼吁從未失聲過。特別在民間,最底層的老百姓對娼妓制度是深惡痛絕的,賣淫和嫖娼行為為人不齒,均有悖于正常倫理和性愛文明。為此,民間常用“敗家子”、“賤貨”這類粗話,咒責進行性交易的男女雙方,引導社會風氣,這實是一種“道德禁娼”。

      宋仁宗趙禎規定官員 “不得赴妓樂”

      道德禁娼并不是政策性的,所以相當乏力。針對禁娼呼聲,出于凈化社會環境、調整倫理秩序、規范官場行為的需要,古代朝廷多會對賣淫嫖娼行為從政策上進行限制,這種限制可以看成是古代中國的“法律禁娼”。

      “法律禁娼”在古代中國很多時候是有條件的“掃黃”。古代中國的性工作者生存模式比較復雜,有宮妓、官妓、營妓、家妓、私娼、暗娼等。其來源早些時候是奴隸性質的女子、戰爭俘得的女人,后來則以失夫女、罪人(臣)女、賣身女為主。但每個朝代幾乎都禁止“逼良為娼”,從準入機制上進行控制,避免社會風氣整體變壞。如明朝法律就規定:“凡娼優樂人買良人子女為娼優”者,“杖一百”。

      與此同時,又對性消費者即所謂嫖客的性消費行為進行限制,其中尤以對負有社會責任的官員的限制最多最嚴。如宋代,便禁止官員狎妓。趙禎(宋仁宗)當皇帝時便規定,負責分管刑獄的官員提點刑獄不得召妓,當時的說法是“不得赴妓樂”。

      四五十年后,趙頊(宋神宗)當皇帝時則擴大到整個監司范圍,不僅是提點刑獄,所有監察官員一律禁嫖。但也有例外,一年365天中有一天可以“放松”一下,就是趙頊過生日那天的“圣節”。時人詩句中所謂“共君今夜不須睡,未到曉鐘猶是春”,說的就是圣節之夜的情形。

      在古代中國所有朝代中,唐代的性產業是最為發達的,性工作者的素質也最高。當時唐政府確立了官妓制度,從法律上給性工作者一個地位,賣淫成了合法的產業。

      當時,唐政府設立專門的管理機構“教坊”,對在京師營業的娼妓予以統一管理,所有從業人員均須注冊登記,登記后須進行崗前“職業培訓”。嗓子好的培訓成歌妓,有音樂天賦的擔任樂妓,身段好的發展為舞妓,有點酒量的則做飲妓,等等。所以,在唐代詩人的作品中總有青樓女子的影子在字里行間晃動。

      當時,性工作者主要聚居在長安城的“紅燈區”——北門附近的平康里,“平康”、“北里”由此成了妓院的代稱。孫棨所撰的《北里志》,記述的就是時人逛“紅燈區”的所見所聞。

    民國時期天津妓院營業執照

      明宣宗朱瞻基下令取締“官妓”

      唐代的官妓制度對后世影響很大,一直到明代,這一制度才被取締,中國古代的禁娼運動也因此出現了新的趨勢。

      或許有讀者會問,明代禁娼嗎?開始并不禁娼。和尚出身的開國皇帝朱元璋在建國之初不僅不禁,反而大力提倡官民性消費。在唐、宋官妓制度基礎上,明朝將教坊升級為“教坊司”,隸屬掌管教育、外交諸事務的禮部。

      據明姜明叔《蓉城詩話》記載,當時朱元璋在南京城南的聚寶門(今中華門)一帶,沿著內外秦淮河興建了輕煙、淡粉等14座高檔酒樓,這就是明代著名的“紅燈區”秦淮河畔的所謂“花月春風十四樓”。這些酒店實是明代的“官妓院”,營業前因性工作者人數不足,朱元璋下令從全國各地征召有從業經驗的女子,催她們盡快上崗。由于政府提倡、官員帶頭,性消費確實拉動了明初的“內需”,私人聚會少不了妓女助興,公款宴請也允許使用“三陪女”。

      官妓的發展很快就引發了很多問題,社會“禁娼”要求強烈。朱元璋的重孫子朱瞻基(明宣宗)當了皇帝后,便下令取締官妓,并嚴禁官員涉足紅燈區。明代由此出現了一場“禁娼運動”。

      朱瞻基這一舉動,在中國禁娼史上是件大事。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,沒有官妓還有私妓,一些大款則根本不受此“禁娼令”的限制,蓄起了家妓,在官妓沒落后,私妓大量出現,被時人稱為“私窠子”的暗娼特別多。

      朱瞻基前后僅做了11年皇帝,38歲時便死了。之后,放松了對賣淫嫖娼的管理。到明末,在今南京秦淮河兩岸妓院酒樓林立,流動的性交易場所畫舫多多,成了當時全國的性產業中心。清朝人余懷所撰的《板橋雜記》,實際就是時文人、學子、官員在紅燈區的性消費實錄。所謂“秦淮八艷”,便是在秦淮河畔的8名性工作者,她們皆出現于明末清初。

      清康熙皇帝頒律令

      “伙眾開窯”為首者處以“斬決”

      與明代相比,清代禁娼又嚴厲了,但也是反反復復。清初依明制,在京城設教坊司。但順治皇帝曾兩次裁減教坊女樂,宮中搞活動時,培訓48名太監替代樂妓。順治皇帝在首次娼后,便選出48名太監替代樂妓歌女。順治八年(公元1651年),朝廷下令停止教坊女樂,開始禁娼,從上至下掀起了清代的“禁娼運動”。順治十六年(公元1659年),則直接裁革女樂。

      康熙皇帝繼承了順治禁娼政策,十二年(公元1673年)復令重申禁娼,十九年(公元1680年)頒布的律例上明文規定:“伙眾開窯誘取婦人子女,為首照光棍例斬決,為從發黑龍江等處給披甲人為奴!

      嘉慶皇帝進一步加大對賣淫嫖娼的處罰力度。嘉慶十六年(公元1811年)修訂的《大清律》規定:“京城內外拿獲窩娼至開設軟棚,日月經久之犯,除本犯照例治罪外,其租給房屋房主,初犯杖八十,徒一月……”

      清代的禁娼可以說是真正的“法律禁娼”,朝廷“掃黃”的聲勢很大,一時頗有效果。以當時全國著名的“紅燈城市”揚州為例,當時的性工作者便很緊張。揚州自隋唐起性產業便十分發達,雖然朝廷“掃黃”,但娼妓并未能禁絕,“私窠子”、“半月門”、“揚濱”、“船娘”這類暗、私娼繼續活動。這些性工作者對“掃黃”信息很靈通,風聲一緊,她們便“集體消失”。清初文人吳綺在《揚州鼓吹詞》序中是這樣說的:“一逢禁令,轍生死逃亡,不知所之!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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